本报记者 孙文晔
说起长城抗战，人们首先想起的，大多是《大刀进行曲》——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”——这既是29军在喜峰口用大刀铸就的英雄叙事，又是抗战的精神图腾。
然而，此战的关键一役，不在喜峰口，而在古北口。70昼夜“激战中的激战”，我们输掉了战役，却赢得了民族觉醒的时间。
喜峰口与古北口，恰似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两极：前者如烈火，以大刀劈开“日军不可战胜”神话，证明“意志可弥补装备差距”；后者如寒铁，用血肉验证现代化战争需体系化防御，暴露了蒋介石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积弊。
长城抗战虽以失败告终，但在国人心中，万里长城永不倒。“把我们的血肉，筑成我们新的长城！”国歌由此诞生。
第17军在古北口附近备战
展开剩余95%枪口瞄准侵略者
被击落的日军的飞机
29军的大刀队
战后山海关
山海关
1933年元旦，山海关的爆炸声此起彼伏。
日军在东北刚站稳脚跟，就派出第8师团南下。他们在山海关自编自导了一出手榴弹爆炸事件，而后嫁祸给中国守军，几乎是复刻了两年前的“九一八”。
山海关能不能丢？守将何柱国专程去北平请示张学良。张学良放弃过东三省，但对山海关，他却“彻夜密议”，决定“对日军之进攻实行全力抵抗”。除命何柱国率部奋战外，同时下令关内驻军出动增援。
是什么让张学良放弃了“不抵抗”政策？
翻开地图，在华北与东北之间，自古便有三条古道，涉及明长城的三个重要关口，分别是古北口、喜峰口、山海关。古北口在今北京密云，是由承德进京最近的一条路；喜峰口在河北迁西，往北直通内蒙古赤峰；山海关位于河北秦皇岛市，是辽西走廊的地理闸门，过了这道门，便可直通华北。
作为万里长城的龙头，山海关被称为“天下第一关”，并非建筑雄奇，而是这里发生的事，都关乎国运：
农民英雄李自成骁勇一世，最终兵败山海关；驻守山海关的吴三桂引清军入关，印证“失关则失天下”；八国联军在此登陆劫掠，传统城墙不敌舰炮火力，预示着近代海防危机；直系军阀在山海关败给奉系军阀张作霖，导致了直系的消亡……
无论是东北军将领何柱国，还是握有华北兵权、时任陆海空副司令的张学良都明白，如果放弃此关，那就不再是什么东北问题，而是整个国家、整个民族的生死问题。
张学良背了两年“不抵抗”的骂名，这次终于硬气一回。何柱国想到忍气吞声、两头受气的艰难即将结束，非但没有大战将临的紧迫感，反而觉得如释重负，他轻吟道：“慷慨赴死易，从容就义难啊”。
不过，仅有决心没有准备，也是徒劳。何柱国尚未返回山海关，这里已经成了刀山火海。当时，驻山海关的中国军队只有不过1000余人，而由绥中出发的关东军约3000人，此外还有大量伪军，他们在8架战机、20余辆坦克、10余门野战炮的支援下，发起了一场陆、海、空立体进攻。
虽然实力悬殊，但交手后，在辽南从未失手的日军第8师团主力竟首次受挫。
“以最后一滴血，为民族争生存！”
“以最后一滴血，为国家争独立！”
“以最后一滴血，为个人争人格！”
这是守关将士的冲锋口号。三日激战后，626团的安德馨营，从营长到战士全部阵亡。团长石世安见山海关四门已破，不得已率十多人由北门撤出，雄关从此陷落。
山海关之战，拉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。
国内，南京工人通电抗日，平津等地工人、学生电请对日宣战。国外，远在日内瓦的国联修改了《李顿报告书》，明确宣称“不承认满洲国”。
2月24日，日本外交代表团摔门而出，从此退出国联；同时，日本军方也撕掉伪装，分三路向热河发起了进攻。
张学良的“国联梦”碎了，向蒋介石请缨，要在热河一战，一举杀回东三省。蒋介石回电：“剿共”正在关键时刻，华北这些军队就够用了。
可张学良仅是名义上的华北军事统帅，西北军、晋绥军，不仅不听他指挥，还跟他有仇。四年前的中原大战中，是他带着东北军入关，导致冯、阎联军败下阵来。冯玉祥残部组建的29军，阎锡山的晋绥军，在民族大义面前虽然义不容辞，但并不听他调遣。
热河告急，张学良再向蒋介石求援，蒋介石知道不打在舆论上说不过去，这才下决心：“非与之一战，对内对外，皆不能解决也。”
然而，他“御敌于长城之外”的墨迹未干，中央军的12个精锐师就在江西展开了第四次“剿共”。
到2月26日，中央军能调遣到北方的，只有黄杰的第2师，关麟征的第25师，刘勘的第83师，以上各部均归第17军军长徐庭瑶指挥。
这徐庭瑶，本是热心“剿共”的，但丢了山海关后，全国同仇敌忾，他也请求北上抗日。不过，他的这三个师，有的在湖北，有的在洛阳，还有的在蚌埠，集结进京，最快的3月5日才能到通州，慢一点的重炮营，要4月才能到密云。
终究，张学良能派到热河前线的，只有东北军。
别看嫡系部队北上的不多，但军政要员可来了不少，如内政部长黄绍竑，财政部长宋子文，军政部长何应钦，外交部长罗文干，参谋次长杨杰，军政部厅长王伦，参谋厅长熊斌等，都在2月28日抵达了北平。摆明了，这是要边打边谈。
据黄绍竑回忆，这是他第一次见少帅，面前这位32岁独揽中国北方的年轻人，骨瘦如柴，病容满面，精神颓废，不管你聊天大的事情，只要时间一长，就得回里屋去打一针吗啡。
张学良当时沉迷毒品，但基本的军事常识还有。在他的认知里，热河有非常适合防御的山地丘陵，有几百公里的战略纵深，十几万东北军在此经营多年，至少可以守三个月。
实际上，从2月21日到3月4日，日军占领热河只用了十余天。战事一溃千里，错就错在用错了人。热河的土皇帝汤玉麟，是张作霖的拜把子兄弟，他自称虎将，坐的也是虎皮交椅，却只爱鸦片和女人，只想着地盘和枪。
3月1日，汤玉麟急电平津，说急需大量汽车，并且扣留了途经的200多辆军用汽车，这才把私产、鸦片和姨太太运往天津租界。3月4日，128个日本骑兵，像逛菜市场一样，轻松拿下热河省会承德。
在热河两翼，守凌源的万福麟和守赤峰的孙殿英，唯恐对方跑得比自己更快，导致自己腹背受敌，不约而同地向后撤退。一时间兵败如山倒，就连兵团司令张作相的队伍也全跑光了，身边只剩下几个警卫员。
东北军如此痛快地丢了热河，张学良只得引咎辞职，由何应钦来接这个烂摊子。
古北口
长城一线黑云压城，何应钦手忙脚乱中，还故作潇洒地到颐和园去打天鹅。毕竟，在他进京的前一天，蒋介石已经给这场战役定了调子：消极防御，主动谈判。
何应钦将华北的20余万大军沿长城一字排开，8个军团，各守百余公里的一段。可在长城沿线一千多公里的战线上，有100多个关口，根本不可能全守住。
日军长官武藤信义对长城也颇有研究，他深知日军兵力有限，不能全面进攻，但只要拿下重要关口，其他关口就可不攻自破。
双方的必争之地，集中在有公路的关口，也就是古北口、喜峰口和冷口。日军向承德进军时，已经分兵冷口和喜峰口。日军主力则从承德南下，兵锋直指北平最后屏障——古北口。
长城内外的鏖战，就从古北口外的长山峪打响了。
古北口这段长城，是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将徐达所建，后来又被抗倭名将戚继光大修过，因扼守着燕山咽喉，自古便是“京师锁钥”。关口被叫作“铁门关”，两边山崖壁立，道路仅容一马车通过；关口后面的关城，被叫作“二龙吐须”城，自古就是屯兵之地。
过了古北口，后面几公里就是平原，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最多两三天就可以打到100公里外的北平。
东北军在华北苟延残喘时，张学良特派王以哲带着一个军（下辖3个师）在附近驻守，其中，驻防关口的是107师。
为什么要派王以哲的107师守关？原来，这107师的前身，就是九一八事变当晚驻防奉天北大营的独7旅，王以哲是独7旅旅长。
在北大营，王以哲下辖精锐部队上万人，而进攻北大营的日军只有500人。他们明明兵强马壮，装备齐整，却“一枪没开”，就把整个营房、装备都丢给了日本人。为此，独7旅在媒体上被骂得体无完肤，还被讥为“宁死”不抵抗。
驻防密云以后，107师把岳飞的《满江红》改成了“笑谈渴饮倭奴血”，作为每天操练的军歌。他们的军容军纪也跟奉军过去的土匪作风不一样了，天不亮就操练、演习，只等着报仇雪恨的一天。
接到杀鬼子的命令后，107师沸腾了，先头部队621团、615团，更是奋勇向前，雄赳赳地翻越了长城。他们的任务，是在长山峪西南的黄土梁一带修筑工事，在后续主力部队到来之前，死死拖住敌人。
严寒把大地冻得坚硬如铁，不少士兵在寒风中脱光膀子抡起了十字镐，一群群北平来的学生也赶到阵地，一边进行宣传鼓动，一边帮士兵挖战壕。
就在军民豪情万丈、战壕尚未形成时，敌人的先头兵已经探头探脑。621团按捺不住，立马开枪，谁知打散的只是侦察兵，随之而来的装甲部队才是劲敌。
日军见前方受挫，就调来坦克开道。这种法制FT-17坦克，原为东北军装备，九一八事变中被日军完整缴获。
被自己的坦克追着打，621团怒了。他们没有重火器可以打坦克，就编成了多支敢死队，手持汽油瓶冲入坦克阵型中……那一刻，他们是勇猛的，也是悲壮的。这一战，621团自团长王志军以下，官兵伤亡达500余人。
615团团长赵镇藩是独7旅的参谋长。他不想被动挨打，就派出一个营，从山地迂回到敌后，围住敌人宿营的几个村，猛甩手榴弹，把正在做梦的近200名鬼子送上了西天。
在古北口的外围阵地，107师死战二天二夜，几乎是一对一地顶住了敌人的进攻。他们的血性终于得到国人认可，但大部分士兵都成了烈士。
仅凭一腔余勇，终究抵不过飞机重炮，3月9日下午，107师从关口撤退到了后面的关城，在此驻守的，是东北军张廷枢的112师。
眼看大战一触即发，王以哲、张廷枢这两位主将却大吵起来。
王以哲心疼自己的老部队，想让107师撤到后方去休整，留112师在前线等待后援。张廷枢的爹是东北军重臣张作相，他也颇有公子哥作风，还没打，就已经想撤了。
张说：“你的队伍能走，我的队伍就不能走，是什么道理？”
王说：“没有命令你就不能走。”
张说：“听谁的命令？你能走，我也能走。”
王说：“我的命令！”
话音一落，双方的警卫都端着枪怒目而视，好像真要厮杀的样子。恰在此时，25师师长关麟征和他的副手杜聿明赶到了。
原驻扎在蚌埠一带的25师，是最先赶来支援的中央军。3月5日，25师的两个团集结到通州，不及休整，就急行军到密云。3月9日，士兵刚休息又被叫起来，跑步进入了二线阵地石匣镇。
关、杜二人的汽车从石匣镇北开数里，即见东北军狼狈不堪地向南奔驰，步骑炮兵及行李辎重毫无行军序列，道路为之阻塞。车行慢如牛，深夜12时前后，杜聿明才到古北口，一进军部，就撞见了这戏剧性的一幕。
将军楼
王以哲见中央军的人来了，立马改口说：你们来得刚好，112师可以撤到二线了，25师接替112师到一线去。
关麟征当时就急了，面对日军主力，一个25师无疑太薄弱，而且有些人员和物资还在路上，怎么能让112师这个齐装满员的部队离开主战场？
关麟征要112师在一线防守，25师在古北口南城占领二线阵地，并说：“如果112师阵地被突破，25师一个反攻就把敌人打回去，恢复阵地。”
几方争执不下，关麟征私下问杜聿明，你怎么看？
杜聿明不愧是黄埔一期的智将，他分析：从地形上看，长城居高临下，易守难攻，得之则占先制之利，可以瞰制敌人；失之则处于不利的态势。
112师已无斗志，如果执意让他们守长城，我们守二线，恐怕打着打着，就会出现他们扔掉制高点跑路的情况，到时候我们更难受；不如我们接管一线阵地，让112师保护我们侧翼，这样既能做二线，又能分担一点正面的宽度。
关麟征听了杜聿明的话，气更不打一处来：问你怎么看，只是想让你支持我。你倒好，也让我守一线，坚决不行！
三方从午夜一直争执到凌晨4时，突然前线来报，高地争夺战已经打响。显然，这时候换防也来不及了，王以哲军长拍板：112师守一线阵地，25师占领古北口南侧二线阵地，就这么定了。说完，他就带着部队撤走了。
张廷枢不仅不想战，而且颇有怨气，据其后代称，他对关麟征坚持让112师顶在一线非常不满，视中央军为“督战队”。由此，埋下了坑队友的伏笔。
天亮后，日军主力陆续到达，下午发起猛攻，重点就是112师守的一线阵地——370高地和将军楼。占尽地利的370高地，仅顶了半小时，就被日军攻下。
随着一线破防，二线的25师也投入战斗，日军、东北军、中央军围着将军楼这座敌楼厮杀了一天一夜。日军连夜将大炮运上先前攻占的370高地，居高临下开始猛轰，日军第8师团长官还亲临前线指挥，到11日中午，将军楼失守。
十万火急之时，张廷枢想的不是绝地反击，而是打电报到北平去抱怨。他的父亲张作相和老上级万福麟的来电，电中让他“相机行事”。于是，张公子真就趁着月黑风高夜，在未与友军联络的情况下，擅自撤出阵地，向北平方向跑了。
早上，日军发现蟠龙山长城一线的高地和古北口北关、卧虎山都无人防守，瞬间在全线占据了制高点。他们居高临下地向25师发动攻击，并趁机割裂了戴安澜团与主力的联系。
饶是杜聿明有儒将之称，也忍不住破口大骂。
骂也解决不了问题，师长关麟征怕戴安澜团被团灭，亲自带王润波团去抢占日军立足未稳的高地，以便和被分割包围的部队取得联系，稳住战局。
半山腰，他们和日军的一个小队短兵相接，混战中，关麟征被手榴弹击中，五处伤口往外冒血。
战斗过后，关麟征说：他本不该被手榴弹炸伤的。遇到敌人时，他身旁的小战士立刻向敌人投掷手榴弹，但由于不熟悉使用，未拉引线就投了出去，又被日军拉开引线返投了回来。
浑身是血的师长，推开了给他包扎的战士，大吼一声“给我往上冲”，士兵的士气又高涨起来，不仅攻上高地，还打出缺口，让戴安澜团安全撤退。
当关麟征被担架抬下阵地时，一路上，只见鲜血染红了黄土地和青山石。让他尤其痛心的是，149团团长王润波，黄埔三期，没能活着回来。
《大公报》主笔张季鸾亲自为关麟征撰写社论《爱国男儿 血洒疆场》；台儿庄大战后，日本指挥官板垣征四郎说，关麟征的一个军，顶得上中国十个军的战斗力；在这次行动中被救下的戴安澜，成了马革裹尸还的远征军名将。这些都是后话。
开战第一天就临阵换将，对接替他的杜聿明来说，这无疑是个天崩开局。
国军原计划5万人驻守古北口一线。现在一万人的东北军跑了，而中央军增援的二万人和重武器都在路上。
日军全线居高临下，向古北口关城中的25师发动总攻。25师仅凭古老的关城抵抗，基本是死光一层退一步，坚持到12日下午3点，已然全面崩溃，不得已退守到古北口以南的南天门预备阵地。
这场战役不仅是北平抗日第一战，也是中央军主力和日本关东军在华北的第一次正面对决。日军三天伤亡2000余人，战损五分之一，第8师团在写给上司的战斗报告中称：此战为整个长城战役中，激战中的激战！
将星闪耀的25师，三天伤亡4000余人，杜聿明后来总结教训说：该师是年初刚扩编而成的，新兵连坦克飞机都没见过，就匆忙北上抗日，装备也不行，除迫击炮外，山野炮全无。他们以4个团阻挡优势之敌，既无坚固阵地可凭，友军又不协力抗战，加以官兵虽有抗日爱国热忱，而无对日作战的经验和技术，以故伤亡惨重。
这些军事分析，乍一听很有理，但在29军的胜利面前，不值一提。
严阵以待的第17军炮兵
长城抗战期间，妇女团体赶制绷带支持前线国军，尽显军民同心抗敌。
参与1933年长城抗战的国军第17军部分将领在1942年冬的重庆补拍合影，前排左起黄杰、徐庭瑶、杜聿明，后排左起刘嘉树、郑洞国、邱清泉。
3月9日，古北口之战爆发。图为古北口之役日军出动坦克及装甲车。
红十字会医疗队员救护中方伤员
喜峰口
俗话说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同时告急的喜峰口，在29军的顽强抵抗下，捷报频传，给中央军上了一课。
3月9日，29军的先头部队进入喜峰口时，同样被东北军坑惨了。
西北军和东北军原本说好，当晚29军便可接防喜峰口，请万福麟再维持半日。但就在王治邦的111旅接近喜峰口时，万福麟的一个旅竟然在一阵炮击后，舍弃天险，望风而逃，丢了喜峰口东北的高地。
西北军和中央军拿到了几乎一样的开局剧本，但因为人的主观能动性不同，战况的走势也截然不同。
中央军的假想敌一直是共产党，自然不会研究如何对付飞机大炮。29军早就厌倦了内战，在晋东练兵时，从头至尾都以“枪口对外不对内”为口号，其假想敌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日军。
这个军是冯玉祥的老底子，军长宋哲元是冯玉祥的五虎将之一，中原大战后，宋哲元游说张学良，招拢西北军各零散部队，编成第29军。
九一八事变后，宋哲元发出通电，要求对日作战，提出了“宁作战死鬼，不当亡国奴”的壮语。但是，没有得到南京政府的允准。
虽然如此，宋哲元仍以一个军人的洞察力感到，将来的作战对象一定是野心勃勃的小日本。所以他带领全军从装备、训练、思想等各方面都做好了抗日的准备。
先说装备吧，29军改编后，全军虽说有二万余人，但只能算是后娘养的孩子，武器装备极为穷酸：全军约三分之一的枪械是反蒋战役后留下来的汉阳造和三八式；还有三分之一是地方部队用过的毛瑟枪；再有三分之一是自己制造的土枪。由于枪械陈旧，型号复杂，而且弹药奇缺，又无处补充，枪对战士们来说，有时候反而成了摆设和累赘。
全军也无重炮，只有野炮、山炮十几门，重机枪不过百挺，步枪上连刺刀都没有。至于军饷，每年能领到十个月的就不错了，发到士兵手里不过六七成。
面对堪比“丐帮”的条件，他们不怨天尤人，而是沿袭西北军的老传统，支起铁匠炉，打出了一把把锋利的大刀；子弹缺乏，就多造手榴弹，每个士兵至少带上6颗。
再说训练，部队无论驻于何地，每天至少要跑个“半马”，通过急行军练体力，练耐力，练速度。刀法更是必练的，“破风八刀”口诀复杂，战士们只需领悟核心：先挡一挡刺刀，然后抡圆了砍，把这招练得极熟，直到成为肌肉记忆。
在思想上，宋哲元派出军事参观团到上海，学习19路军在“淞沪会战”中的经验，还编成小册子发给全军，解除了很多人的“恐日病”。
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当29军作为援军，急行120里，跑步进入喜峰口阵地时，眼见敌人居高临下，二话不说，就把最精锐的师特务营投入战斗。
山上山下，一片混战，西北军虽无力夺回喜峰口，但至少压住日军，使其不敢出击。几座小高地上，双方反复争夺，谁都不肯退缩一步，但谁也无力打垮对方。
喜峰口开战仅两天，29军已伤亡2000官兵，也就是说，平均一天要消耗一个团。29军总共才9个团，如此打法，一个星期后，宋哲元就只能做光杆军长了。
地方部队不比中央部队，有人有枪，才有在蒋介石面前谈条件的底气，如果人都打光了，编制也就没有了。即便如此，宋哲元仍不畏惧，他于3月11日下了拼死奋战的手谕。内容为：
一 此次作战死亦光荣，无论如何要拼命坚守阵地，不求有功，但求能撑。
二 不求与十九路军在上海作战之声威，而求日本人不能小看我们。
三 国家存亡，本军存亡，在此一战。关系太大，望传知所属努力为之。
当然，仅硬拼也不行，彻底扭转战局，必须有一次大的胜利。既然白天的正面进攻受阻，为什么不把直线改成曲线，白天变成黑夜呢？宋哲元决定发动大规模夜袭，而且这次夜袭的总指挥，不能是别人，只能是赵登禹。
时人称赵登禹“躯干修伟，负膂力，精技击”。“躯干修伟”并非虚辞，他之前是冯玉祥的警卫员，跟冯玉祥几乎一般高，一米九的个子，也是顶天立地一巨人。
任务分到最前线，赵登禹分析，日军能占有优势，是因为在喜峰口的后方建立了炮兵阵地和大本营，此地名曰白台子，它构成了对29军的重大威胁，必须除之而后快。
之前的战斗中，赵登禹已经受伤，但他知道这是生死战，自己必须上。
五百多名勇士集合起来，赵登禹进行了简明的战前训话：“今天晚上，我们要去抄日本鬼子的后营。要叫日本人知道，中国人也有不怕死的。相信大家绝不会装熊的！”
夜半，这支连日苦战的疲惫之师出发了。几天来，长城内外连降大雪，雪落到地上就结成冰，雪夜行军颇为不易，但士气高昂，就有了种“大雪满弓刀”的豪迈。拂晓前，赵登禹旅按计划到达敌特种兵宿营区；佟泽光旅亦快马疾进插向敌右侧后。
近战、夜战，本就是29军的特长，但近身肉搏属于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打法，要不是装备差太多，一般不会这么打。他们趁着朦胧的月光，放火焚烧了满载各种物资的十余辆汽车；千余名敌人还没醒，就被飞旋的大刀，砍得身首异处。
这次夜袭极其成功，从此，夜袭成了对付日军的法宝。据说，从这个时候起，不少日本兵晚上睡不踏实，就在脖子上戴个铁护圈。
喜峰口一战使日本国内大哗。战地记者称，“此役使日本皇军遭到60年来的奇耻大辱”；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在给长城前线指挥官坂本的电报中，不留情面地训斥道：“喜峰口一役，丧尽皇军威名！”
日军原打算用三天时间打进喜峰口，以占领平津地区，没想到却在这里碰上了硬钉子，于是，他们调兵遣将，转攻罗文峪。
宋哲元趁士气正盛，顺势发起多个关口的全线反攻。罗文峪一战，不仅守住了，还把战线向前推进了十多里。这是抗日战争打响后，中国军队第一次取得战线反推的战果，日军少将冢田攻战后承认，“此役后始知中国未亡之由”。
喜峰口、罗文峪战役大获全胜，毙敌甚众。北平、上海各大报纸争相报道，把29军的大刀描绘得神乎其神，接踵而来的各界慰问团体也无一例外地往29军跑，反而冷落了徐庭瑶的中央军第17军。
七七事变后，音乐家麦新蘸着流亡的泪水，写下了一首送给29军和东北义勇军的战歌，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”一唱就是几十年。
南天门
古北口陷落、喜峰口大捷后，长城沿线寂静下来，这是大战来临前的死寂。在古北口西南，小小的南天门，成了整个战场的中心。
南天门是在两山间修的一个高高窄窄的关口，不过两边没有城墙，以山为墙。日军如果要从古北口攻进北平，首先要经过南天门。
徐庭瑶主动请缨去守古北口，不过当他到达前线时，古北口已经丢了，17军只能在南天门防守。
赶到密云后，徐庭瑶对25师的惨状痛心不已，立即给2师师长黄杰下达命令：加快前进速度，接替防务。3个小时后，旅长郑洞国与25师顺利换防。
作为实战派，徐庭瑶作战时不在斗室，而是老老实实地到前线勘察，亲自监督构筑防御工事。
眼看战局不妙，他果断延展战略纵深，安排部队在南天门后方的大、小开岭构筑预备阵地。预备阵地前后共筑6道，就是这6道阵地，危机中成了17军的护身符。
4月21日，日军参谋部下令，要求务必攻陷国军控制的最后一个长城关隘——南天门。此时，西北军、东北军、晋绥军防守的长城各口都已经被日军攻陷了。
战争机器正式开动，不是地动山摇，而是兵出诡道。
八道楼子位于南天门左翼，不仅远高出中间和右翼，还可俯瞰古北口镇，日军所有进攻，几乎都围绕着这个点展开。
军部让黄杰在这儿放一个营，黄杰却认为，日军都是穿皮靴的，不可能爬得上这陡峭的山壁，他只放了一个连。上行下效，驻防的这个连也轻敌了，甚至无聊到夜里赌牌、睡觉，致使敌人轻而易举偷袭成功，8座碉楼一夜被占。
如果说，在八道楼子失守前，武器落后的17军尚有地理优势，失守后就是被动挨打了。徐庭瑶为此大动肝火：“你们怎样失守，就负责怎样收回！”周围人知道内情，小声嘀咕道：“难道靠赌赢回来？”
4月21日、22日，黄杰真为八道楼子血拼起来，2师一天阵亡的官兵就达1500余人。据当时的老兵回忆，高地最上面的一百米内，尸横遍野，几乎看不见泥土。但到底是大势已去，强攻无异于飞蛾扑火。
日军依托八道楼子，集中重炮，与轰炸机一起，对中央阵地进行了地毯式轮番轰击，其炮火之猛烈，几乎将阵地覆盖。
徐庭瑶构筑的纵深工事虽不能说无坚不摧，但在重炮打击之下，一道道工事，炸了一道还有一道，竟也岿然不动。
日军改用迂回侧击，却被早已集结于此的郑洞国部何大熙团伏击，“骷髅队”队长池上秀雄少尉就毙命于此。
日军攻入古北口后，“骷髅队”被吹嘘为第一支突破古北口关的日军小队，大幅彩色照片登上了《占领万里长城》写真集封面。时隔不过一个月，“骷髅队”又上了日本报纸，不过主题不再是“第一番占领”，而是“骷髅队遗骨归”。日本媒体用“全灭”来描述“骷髅队”的结局。
至4月末，黄杰的2师也消耗得差不多了，徐庭瑶只能咬着牙，将手中的最后一张王牌——刘戡的83师，投入战场。
83师号称“德械师”。该师共13000人，每人戴一顶德式钢盔，人手一支德式步枪，无论是战斗素质还是所持枪械，都是17军3个师中的翘楚。
日军也不客气，从第6师团调来了杀手锏——日本独立战车第一中队。全队有89式中型坦克9辆，92式装甲车3辆，这些铁家伙从高地右侧迂回过来，“德械师”竟全无用武之地。
徐庭瑶手下的三个师长中，刘戡向来被评价为脑子一根筋，打起仗来就疯的猛人，但面对坦克汹涌而至，他也变得目瞪口呆，无计可施。
仅一天一夜，刘戡接连中圈套，丢了南天门，他急到拔枪自杀，被参谋长挡了一下，才活下来。解放战争中，刘戡又成了败军之将，第二次自杀时，他使用手雷，终究身亡。
换防后的郑洞国，正在后撤的路上，忽然听说刘戡自戕未遂，形势岌岌可危，立即率2师星夜弛返前线。此时我军阵地已大部分失守，大批日军蜂拥扑来，在这紧要关头，他亲自率队冲锋，一时杀声震天，硬是将敌人逼退了。
到4月28日，日军主力发起总攻，打了一个星期，仅把战线推进了600米。
5月，日军再次出动坦克中队，越过了我方炮兵阵地，越过了2师正在布防的区域，直愣愣地冲到石匣镇，17军指挥部失守。19日，日军攻陷密云城，古北口战役告终。
83师和指挥部都被坦克部队碾压，徐庭瑶的内心无疑受到极大震撼。从那以后，他的脑海里，一直回响着坦克二字。长城抗战后，他率代表团出国考察，撰成《机械化军备论》一书。1938年，国民党第一支现代化机械部队组建。
新长城
古北口是长城会战中，坚持时间最长的、杀伤敌人最多的一次战役，日本在长城各关口的战斗中共伤亡6000多人，其中在古北口的伤亡就有4000多。
攻打古北口时，日军使用了精锐部队，二个师团总兵力超过3万人，骑兵旅团的兵力也达到6000多人。徐庭瑶的17军，寸步不让，前后伤亡过万，才把日军主力拖了70天。
从南天门撤下来后，17军被调入北平城内，担任北平城防。刘戡明白，日军为了在谈判中增加砝码，随时都可能杀入城来，于是加紧构筑城防工事。
日本宪兵也真够无耻的，非要来看83师的防御工事。事情吵到何应钦那里，何竟然跟刘戡说：“日本军人要看就让他们看，绝对不许向日军开枪。”
刘戡也是暴脾气：“倘若他们一定要看，那我只有以死相拼。”
“你想死，为啥不在古北口死，要到北平来死？”何应钦这样一说，刘戡悲愤到极点，举起拳头狠狠地砸在桌子上，茶杯都打翻了，茶水洒了一地。
刘戡走后，何应钦把参谋处长符昭骞叫过来诉苦。他说：“要抗战，首先要军队服从命令，目前华北的情形就不是这样。命令宋哲元的部队集中通县，他却到廊坊去：要傅作义的部队集中高丽营，他却到长辛店去。像这种情况，如何谈得上抗战。所以我甘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与日本人谈判停战。”
明明是恐日媚日，何应钦还在为自己找借口。其实，在布置城防时，他已经派人到密云，向第8师团团长西义一递交了阵前求和的“觉书”。
长城抗战的最后一场恶战，在牛栏山打响，这是日军为了给谈判施压而发动的。晋绥军的傅作义将军早就构筑好了防线，枕戈待旦，可他刚在阵地上取得了一点优势，就被下达了停战的命令。傅作义坚持“只有日方先撤兵，我们才能撤出阵地，否则我们绝不后撤”，到最后，他仍要保持中国军人的气节。
档案记载，长城抗战中，中国军队死亡16725人，负伤24019人，共计：40744人。然而，这场用四万伤亡换来的死守，竟被一纸《塘沽协定》全盘出卖。
5月底签署的停战协定，在长城以南设置了100公里的“非武装地带”，中国军队撤到延庆，昌平，顺义，通州，香河以南地区，不得越过这条线。也就是说，中国在实质上放弃整个东北和热河，万里长城成了伪满洲国和国民政府的分界线。
傅作义愤慨地说：“这个仗打得太窝囊，牺牲了这么多官兵，他们以宝贵的生命换来的却是妥协停战，阵亡的将士能瞑目吗？”
长城抗战败了，但不是完败，一个新的血肉长城已经成了抗日图腾。
中央军、东北军、晋绥军和西北军的将士们，虽然有恩怨，但在民族存亡面前，在长城脚下，终于联合起来对日作战，这为抗日统一战线埋下伏笔。
东北军将领王以哲，在长城外血洗前耻，在西北促成了张学良与中共领导人会见，在西安事变中也是主和派的核心。命运弄人，张学良被软禁后，他因主和而被自己人射杀在卧榻上。
一场战役为什么能让这么多旅长、团长成长为抗日名将？戴安澜在战后写下了《痛苦的回忆》，总结了古北口战役的经验教训，并告诫官兵：面对面打过之后，就知道，不能对日本抱有任何的幻想，只有血战到底，才能战胜日本。
卢沟桥事变中，喜峰口上的大刀赵登禹与老上级佟麟阁一起，在北京南苑，双双战死，践行了宋哲元在报纸上答谢北平各界捐款时的声明：“侥幸破敌，军人天职，各界谬赞，愧无酬报，唯有拼命杀敌。”
这场战役更激发出全民抗战的自觉。古北口附近的村民们冒着生命危险，收敛烈士们的尸骨，一层苇席、一层遗体，填起了一座直径18米、高8米的肉丘坟。三百多名“誓与山河共存亡”的战士，长眠在“河山永在”的纪念碑旁。
如今，古北口长城抗战纪念馆的展柜里，陈列着一枚生锈的头盔，盔顶弹孔清晰可见。它的主人是一名无名士兵，牺牲时仍保持着射击姿势。这或许是对“北平抗日第一枪”最沉默也最有力的注解：当砖石长城在炮火中崩塌时，血肉筑成的长城从未倒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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